而保守派报纸对执政的驴家的批评力度远远高于自由派报纸对执政的象家政府。
保守派报纸在攻击驴家政府时用的语言更为煽情也更具攻击性。
保守的报纸更容易讲“党性”，因为他们对自己所支持的政党的有更少的“良心不安”的问题。
就拿《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来说，他们在做新闻上有一种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新闻模式。
他们保留了一种旧式的，有些过时的，可能越来越多地受到冲击的模式，他们在尽力树立自身的独立性和准则，在更多时候显示新闻媒体的批评性。
这其实也是丑国媒体从无到有的发展中，必然经历的变化，换句话说，早期媒体其实完全是党媒，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偏右的媒体更具话语权的原因。
在十九世纪，丑国的媒体大都很小，以报纸为主，发行量一般也就是几千份。
当时没有出现排版的技术革命，也没有高速印刷机，更没有发达的工商业为其提供广告资金，媒体要活下来的方式，就是依赖政党。
没有错，就是因为媒体的属性的私有的，是追求商业利益的，才使得媒体成为党媒。
这里先要提一下丑国的体系叫做分肥制度，老大上任后，是可以直接大量任命官员，他们没有经过选举，也不是通过公务员系统竞争选拔起来的。
所以人们通常称呼他们为“政治任命公职人员”，也叫做政务官。
这种任命亲信和支持者作为政治回报的做法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的“政党分肥制度”，也叫猎官制度，由纽约州联邦参议员威廉·勒尼德·马西所提出。
听这名字感觉有点像是在分赃，事实上就是如此。
当时老大赢得选举之后，可以将政府部门的各种职位分派给自己的支持者以及亲友们，作为对他们帮助获胜的奖励。
其实第一个这么干的是杰克逊，他是丑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平民老大，代表了西部、南部以及社会底层的民意，其本身依靠民粹主义打破了传统精英权贵垄断国政的局面。
他上台之后撤换了很多旧官僚，因为他很不相信这些衣冠楚楚满嘴假话的政客，通过分封的方式，换上了自己的支持者和亲信。
猎官制度也就此开始，杰克逊成为老大之后，第一年便换掉了联邦里10%的雇员，第一个任期内换掉了20%的雇员，第二个任期内，换掉了50%的联邦雇员。
而这些新上任的联邦雇员是要依据党派传统，将所有的薪资上交3%-5%给所在团伙的，所以这个时候各个团伙是不需要募款的，他们有着稳定的收入来源。
最有意思的是，当时的选票不象现在的选票是由联邦统一制作的，而是由各团伙自己制作的，有着特殊的色彩，并且是进行公开投票的。
这使得团伙可以派人进行监票和统计，以计算每一个人的贡献值。
比如，某某所负责的社区，有多少人投了本团伙，选后即可以根据这个数量统计，论功行赏。
这时的大选其实是一个类似人头密集型的推广模式，而不是现在的资本密集型推广模式。
直到十九世纪末，丑国引进了文官考试制度，并进行选票统一印制和隐密投票，大规模职务分肥制才算基本结束。
不过后来的丑国依旧保留有这种制度的残余，老大胜选后，可分配的职务还是有近千个职务，对选举有贡献的大将们依旧可以拿到一些重要职务。
始于1828年的政治分肥制，竞选胜利后分配职务最重要的人员之一就是媒体从业人员。
杰克逊当选老大后，前后一共任命了57个报纸编辑，到各种各样的职位，大部分就是像邮局的局长，或者是海关的官员这样的肥差。
这些编辑都是因为在竞选中支持他，努力为他鼓吹，所以才获得了这样的肥差，这种政治酬佣制度也叫分肥制。
除了用联邦政府的职位进行酬谢外，丑国政府每年还有大量的公文需要在报纸上进行公告。
由于丑国没有公营媒体，所以这些业务给哪个私有媒体，那就成为私有媒体的重要收入来源。
在选举的时候没有支持当选候选人的自然是得不到这些业务的，而在选举时全力为候选人呐喊的媒体理所应当就获得这些资金的支持。
在严重依赖政府输血的情况下，作为媒体企业的报纸也会在大选中，拼命的支持自己的候选人。
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说自己支持的候选人竞选输了，很有可能对于自己来说就是一个生死存亡的事。
加入他们一输，这些钱、这些理论上要给职务就不存在了，报纸缺了这些资金就要裁员可能就会倒闭了。
这时的媒体是谈不上什么客观公正的，只要是政治活动，他们一定是归于某党旗下，也不可能以客观的角度来看待事物，而是比正常人更加激进的支持归属的团伙。
甚至较大一点的媒体总编，就是竞选团队里的核心成员和核心决策者。
比如说杰克逊老大，他的竞选团队里有五个最重要的顾问，其中三个就是媒体里的编辑。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编辑，在杰克逊当选老大以后任命为全国的邮局总长。
这时的丑国媒体编辑，基本上算是政客的舆论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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