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的消息传到伦敦，反对贵格会派统治的鼓动果然大为加强。英国政府又一次威胁要采取某种果断措施，如永久取消贵格会教徒在宾夕法尼亚担任官职的资格。大西洋两岸的舆论看来都支持这种措施。伦敦年会的重要成员约翰·福瑟吉尔博士这样概述了领主们反对贵格会教徒的理由：
最根本的是你们不适于执政。你们接受了我们公众的信托，同时却承认不能履行职责。你们本该保护人民，现在却不让人民保护自己。难道所流的全部鲜血不会淌在你们门前？难道我们——他们问道——能坐视这个殖民地放弃并拱手相送给残酷无情的敌人？如此见危险而不力加拯救？！
就这样，若干实际问题的考虑变得重要起来：害怕制订出禁止贵格会教徒担任官职的法律，希望通过让非贵格会派人士执政来转嫁有关印第安人大屠杀的责任，期望保留以后重新掌握政权的机会。所有这些考虑都同维护和平主义原则的愿望结合，实际上是混合搅拌在一起。
伦敦的贵格会教徒敦促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们：趁着还来得及把对于屠杀的责任转嫁给别人的时候，赶快引退。他们在伦敦政府中进行了紧张的幕后活动，最后同枢密院院长格兰维尔勋爵达成了一笔交易：如果他使贵格会教徒不被取消担任官职的资格，他们就将使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们退出殖民地议会。约翰·福瑟吉尔博士写信给伊斯雷尔·彭伯顿，说明引退的必要性，而费城年会答复说，他们保证尽力劝使贵格派教徒在战时不担任官职。这个保证并未使伦敦的教友们满意，他们马上派遣两名成员——约翰·亨特和克里斯托弗·威尔逊，督促这一诺言的履行，并试图弥合宾夕法尼亚贵格会教徒内部的裂缝。
1756年春末，事情到了决定性关头。当时总督及其参事会对特拉华族和肖尼族两个部落的印第安人宣战。1756年6月4日，议会中六名贵格会主要议员辞职。他们自鸣得意地否认“有意使议会陷于不必要的困难”，但宣称“看来许多选民认为目前时局要求我们以军事方式提供服务，而我们在仔细考虑后确信不能从命。我们认为批准我们像现在这样提出的辞职决定，最有利于我们良心的安宁和我们信仰的名誉，并要求把这些理由载入议会记录”。在暴风骤雨的四分之三个世纪后，贵格会教徒在宾夕法尼亚的统治就这样结束了，不过这不是由于被击败，而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引退。
伦敦的贵格会教徒松了一口气。在殖民地，各种信仰的人都为解脱了教条的重负感到高兴。富兰克林喜形于色地报道说：“除了那种怕被怀疑为出于宗教动机而反对尽职的人，冬烘先生们全都自愿退出了议会，国教教徒被建议来取代他们。”这些变化最终将“带来我盼望已久的好天气”。
富兰克林很有理由感到高兴，因为从引退一事中得益最多的正是他那一派。在取代刻板的贵格会教徒而举行的特别选举中，有六名他的忠实追随者当选。10月间举行了三十六个议席的正规议会选举。伦敦年会的使者未及时赶来说服贵格会教徒不要选自己的教友，或最好干脆不投票。尽管富兰克林派和领主派——它们彼此深为忌恨——结成暂时的联盟，但最后计票时仍有十六名贵格会教徒当选为议员。当然，这说明贵格会教徒们多么不乐意默认伊斯雷尔·彭伯顿等顽固分子为他们作的决定。
选举完毕后不久，英国贵格会教徒的使者亨特和威尔逊到达，与彭伯顿一唱一和。每个当选的教徒被单独召到“贵格会派苦难会议”面前，听取要其辞职的劝说。于是四人辞职，尚余十二名信奉该教的贵格会派议员。正如贵格会教徒及其对手都欣然发觉的那样，这十二人中只有八人在公谊会中有好名望。
虽然人们至少在1776年以前继续谈论所谓“贵格会派议会”，但这只是因为许多议员仍然喜欢不经宣誓而作出正式证词，或者与早先的贵格会教徒有某种关系。事实上，1756年戏剧性的引退远不止是个姿态，它是费城年会这一宾夕法尼亚贵格会派的最高权威放弃政权。某些伪教徒或半截子教徒继续在议会中谋求和掌握政治权力，但正统派拒绝为此承担责任。严谨的贵格会教徒明确表示，他们既不由这些背教者代表，也不对其决定负责。顽固分子甚至在所有的好教友中间“做工作”，使他们不谋求议员职位，也不投票选举任何这样做的贵格会教徒。已经有迹象表明，某些贵格会派领导人指望殖民地战争的结束会使他们重掌政权。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的日子永远不会到来，因为对政府的控制不是可以随意取舍的。贵格会教徒的引退以及他们承认其原则同政府责任相矛盾，或许是证明他们尚有现实感的最大证据。但他们企图伴随着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到来的和平重掌政权那种隐秘希望表明，他们基本上不理解社会和社会问题。
当时北美殖民地的社会和社会问题究竟有着哪些不可忽视的主要内容，一直以来都被认为不是一个毫无必要去争论的话题。一些后知后觉的诸葛亮们认为，当时最大的危机正是殖民地本身与英国内阁之间的各种争端战争期间的大英帝国，需要提高殖民地的收入来稳固自己的财政和军费开支，而战争结束之后，为了继续扩张的大英帝国并没有放弃这些想法，这让希望在战争结束之后有所恢复的殖民地本土势力大感失望，因此双方的矛盾才会继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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